▲ 红外相机拍摄到野生大熊猫路过。（受访者供图 / 图）

责任编辑｜吴筱羽

“不用怀疑我的技术。”

四川绵阳平武县的传奇猎人钟俊德眯着眼睛指向对面的山坡。他头发花白，干瘦的身体看起来十分灵活，讲话讲到得意处，便是这样眯起眼睛，从椅背直起身，翘起二郎腿。

“那里有一只野猪。”他说。

山坡上风平浪静。

“你如果多待一天，我马上就给你把野猪打下来吃了。”

这个老头又在开玩笑了。如今这山里若还有什么人打猎，都必然躲着他走。

当年的传奇猎人钟俊德在因倒卖熊猫皮而锒铛入狱之前，猎杀过林麝、毛冠鹿、“四不像”，以及数量无法统计的麂子和野猪。猎人职业的巅峰期，他和同伙们曾在3天里让9头羚牛倒地不起，收获总重量超过3吨的肉。

而如今，他是新驿村巡护队队长，带着一队昔日的猎人们巡山，林子里什么东西该有，什么东西不该有，他们再明了不过。

“什么季节下猎套，什么季节该去反盗猎，我们是绝对有把握的。”他说，“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他（它）们。”

钟俊德展示自己以前打猎的弩。（刘辉 / 图）

“靠山吃山”，在山区，狩猎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平武也不例外。

猎人拥有独特的自然知识。他们掌握72种咒语，会根据太阳的运动轨迹，将山脉分作阴、阳、公、母，在他们眼中，山不是由泥土和草木而是由不同动物的活动轨迹拼接在一起的，泥土滚落、草木摆动，仅仅是为了显露出动物的移动。

“藏族人吃糌粑，我们汉族就爱吃干饭。动物也是一样。”老猎人用理解人类的方式理解野生动物：羚牛爱吃树梢上的叶、悬崖上毛茸茸的草，所以它们得待在阴山；可麂子和毛冠鹿，就喜欢阳山。大熊猫要复杂一些，它们会相时而动：5月至7月间，它们遍山跑，四处寻着新鲜的笋子；热天呢，它们就喜坐高山；冬天因为要产子，它们就找半阴半阳之所，有水源、有食物，也要晒得着太阳。

出现在老河沟自然保护中心的毛冠鹿。（吴雨辰 / 图）

1961年出生的钟俊德，7岁那年和父亲打到一只熊猫后，认为这种肉质棉柴、滂臭的动物难下咽。那时的猎人也因此并不喜打熊猫，有时只是碰上了。

羚牛通常最受狩猎者欢迎。14岁那年，得知忙着回村报到挣工分的父亲没能把一头羚牛打死，钟俊德约了朋友，拿上猎枪，朝它前腿和胸部相连的位置开了一枪，便让那头羚牛陷入永恒的沉睡。

饥饿和贫穷能让猎人们驮上比他们自己还重的羚牛尸体。尸体装在一种棕树纤维制成的镂空双肩袋里，那股近似山羊的膻味，会在扛肉者的身体上停留很长时间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市场上忽然涌现出对熊猫皮和麝香的追捧，有人曾相信，麝香有“起死回生”的功效，而睡在熊猫皮上，能交到好运。男人们拿上土炮和用牙膏铅皮熔炼出的子弹，踏遍每一处竹林和灌木丛。当地人回忆，曾有熊猫皮被炒到50万元一张的天价。

接下来是持续多年的严打。1987年，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，指出倒卖、走私熊猫皮最高可判处死刑。然而严打并没有让盗猎行为锐减，新驿村就是盗猎熊猫的重灾区。全村一百六十多户人，就有四十多户的户主被捕入狱，村子成了所谓的“寡妇村”。

很多老猎人在追忆往事时，都会提到没日没夜踏入丛林前的人生经历：结婚、生子、再生子。在贫困的生活和养家的压力面前，男人们不会轻易放弃打猎——大山是他们近乎唯一的依靠。一斤玉米几毛钱，到省城打工每天几块钱，而麝香呢？克价直接等同于黄金。

在离新驿村不远的福寿村，猎人强清贵因曾在一个冬天连续捕获了13只林麝而名声大噪。

绵阳市平武县福寿村，强清贵展示自己已经废弃的捕猎工具。（孙晓晨 / 图）

这些村庄的日常生活与狩猎紧密勾连，大部分村民，即便没有参与过，也都知道剥开熊猫皮需要从熊猫的腋窝下开刀，才能让皮草完整无缺；2000年之前出生的人，多半在村里红白事的筵席上吃过羚牛肉，煮的或是红烧，“拿不出羚牛肉的人家，面上无光”。

在所有男孩都要进丛林寻找猎物的村庄，甘明东从小自视为一个猎手。他1994年出生在平武县的高村，乡镇上只有一条一眼能望到头的街道。他的父母找不到其他活路，在他6岁之后就外出务工。他爷爷，一位老兵，能给予他的教育是，零花钱每天两块钱，“如果打了架，就给五块”。

男孩们一起打猎时，兴奋支配着所有人的行动。打下猎物，荷尔蒙分泌达到顶点，并在一次次相互比试中循环强化。但甘明东隐约感到一丝异样，在他拿到动物尸体的瞬间，会莫名涌起悲伤。但到“下一次捕猎时，又是更加凶猛的亢奋”。

他也讨厌那些打猎只为取乐或精进枪法的做法。信佛的长辈虽然递给他猎枪，但也会叮嘱：你不得不吃肉的时候，才去打它。

除了捕猎，剩下只有谈恋爱和打架，后者这种人与人之间激烈的对抗是他最主要的生活内容。他每周最少打三次架，收保护费，然后把这些钱连同母亲的工资一起，再交给那些被他打碎骨头的人。

甘明东的顽劣远近闻名。一次爸妈不在家，他进不去家门，在街上睡了一夜，乡上数不清的沾亲带故，没人施舍他一餐饭吃。早晨被不住前来骚扰的野狗咬醒，他去河坝洗了脸，用弹弓打了一只褐河乌，烤着吃了。

村庄就像“一个死角”，“世界的尽头”。人们向山林求生存，以猎杀为自我存在的保证和凭据。而猎物们，就像散落在山脉里的小小金矿，分布之密，让人不会想到它们会有消失的一天。

在世界上另外一群人眼里，“猎物”的生命跟自己一样平等。

1996年，四川农业大学学生刘小庚毕业，来到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。他的想法很单纯，这么成熟的保护区，对外交流也多，可以跟外国同行学到先进的东西，为我所用。

27年了，如今回忆起来，他印象最深的“一课”，来自一个在明尼苏达做过黑熊保护的美国小伙子。对方提问：你更喜欢熊猫，还是黑熊？

刘小庚一时语塞，潦草地做出了选择：熊猫吧，更可爱一些。

美国小伙子说，我更喜欢亚洲黑熊，因为它身上月牙形的斑，很好看，比明尼苏达的黑熊的月牙斑好看得多。

刘小庚第一次发现，一个人保护动物的初衷可以这么简单：喜欢它。

1997年，北京大学环境生物学与生态学专业大三的学生王德智到秦岭实习。离驻地不到200米的山坡上，一只野生大熊猫正在吃竹子。这是导师潘文石教授研究的熊猫家庭的二女儿。潘教授轻声唤它的名字：“希望。”“希望”一边咀嚼，一边回过头来。

时隔26年，王德智还记得那个时刻：“一种野生动物，一种非常平静的眼神，在我心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”

原本志向研究微观生物学的林场子弟王德智，在那一刻做出一个决定：“要做野生动物研究。”

在中国生物学泰斗潘文石那里，野生动物“研究”，其实就意味着“保护”。他常在学生面前说的一句话是，“我们做很多研究，发表很多论文，但要是这个动物没有了，这些研究又有多大用？”

念研究生时，王德智跟着潘教授在广西崇左研究白头叶猴，长达8年，他和他的同学守着一片甘蔗地，用望远镜观察喀斯特山上的猴群。一只从出生起就被他观察的小猴子，王德智叫它“一一”。有一阵子一一不见了，直到村人送来一只被捕兽夹夹断了右臂的小猴。大家用火淬过的砍刀斩断了一一的残臂，它全程躺在王德智的怀里，安安静静。后来给它喂最爱的树叶，一一习惯性地伸出了右手。那又是王德智刻骨铭心的一刻。

“这种猴子是在岩壁上生活的，这是它躲避敌害最主要的方式。岩壁上，必须得四足攀爬——三点抓住成一个平面，另外一只（手脚）去够第四点（来移动）。”王德智说，“丢了那一只手，意味着它没有办法再在岩壁上生活。”

一一变成了在陆地上行走的生物。没过多久，它走失，再也没有了踪迹。

当地人设置陷阱、捕获这种珍稀动物，可能抱有着某种“药”的寄托。这令王德智感到愤怒。但8年守着甘蔗地的日子让他逐渐意识到，“单纯去责备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价值。真正应该做的，是找到一些机会，让（人和动物）两者都能生活得更好。”

2011年，刘小庚被邀请来平武县的老河沟林场做本底调查，一个新保护区正在筹划中。这里是传奇猎人们的家包围的区域，钟俊德、强清贵都生活在老河沟周边。

平武素有“天下熊猫第一县”美誉，其辖内已建有多个保护区，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资源调查结果，平武有野生大熊猫335只。老河沟国有林场位于平武县高村乡，连接了唐家河（川）和白水江（甘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相当于两省几大保护区的大熊猫走廊。红外相机曾拍摄到大熊猫妈妈带着熊猫宝宝穿行林场的影像；2011年底，这里还拍摄到了野生大熊猫夜晚大啖羚牛肉的影像。老河沟是大熊猫的交通要道，生态系统复杂多样，但其时并不在任一保护区辖内，也就成了盗猎盛行之地。

在王德智看来，老河沟具有保护价值不言而喻，这里有望被建成保护区的核心要点在于，历史条件给予了这里天然的保护机会。1970年代起，这里就是老林场，其中没有农户居住及放牧牲畜，环境纯粹，对生态的核心威胁，就是盗猎。

两年的本底调查结束后，刘小庚留了下来。

2012年，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金会（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）与平武县签订为期50年的委托管理协议，由桃花源基金会筹集资金全面负责公益保护地的生态保护工作，老河沟成为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把保护地委托给民间机构管理的试点。

桃花源基金会由中国知名的企业家、艺术家、慈善家发起，专注于自然保护地的非营利环境保护。截至2023年，基金会在五个省管理着六个保护地，总面积527平方公里。

2013年，桃花源基金会注册成立平武县老河沟自然保护中心，刘小庚任主任。王德智也加入了，任首席科学家，成为老河沟保护区的筹划者之一，他希望在这里抓住让人和动物都能生活得更好的机会。

陈二哥好像半辈子都在看护老河沟。

陈祥辉，1971年生人，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大家都叫他“二哥”。青年时，二哥子承父业，进入老河沟林场。1990年代，他看着一棵棵粗壮的桦树在他面前倒下，以每立方米500元的价格销往各地。这样的平淡生活过了几年后，二哥忽然发现，自己原本要和父亲一样，看护一辈子的林场，已经空无一物了，“树都是新栽种的，动物一只都看不到”。

1998年，中国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，叫停区内采伐经营活动，林场职工面临巨大压力。陈二哥也曾试图外出打工，去了广东，后来退回到平武县城，最终回到林场：“你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，你得赶回去。”

21世纪头几年，二哥守着空荡荡的林场，一日三餐，与电视机相伴，日子过得比林场还空荡。路边冒出羊肚菌，山上长出了鲜嫩的笋子，他都懒得去弄一弄。

故事在一通电话后转了弯。2011年，陈二哥接到电话，说有组织想在林场落地保护区，他立刻答应加入。他见过王朗保护区（也在平武县）的人，冲锋衣、户外鞋，“好大气，让人羡慕”，而且，有点燃生活希望的收入。

天黑后，巡护员陈祥辉带队夜观野生动物。（孙晓晨 / 图）

第一拨来调研的是成都中科院的两爬（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）专家，第二拨是武汉水生所的……他跟在这些老师的身后转，帮忙开车，帮忙做陷阱标记动物，称量之后再帮助放归，生活有了真实的内容，日子转得飞快。

“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保护中心。”二哥说。2013年3月底，与保护中心的人一同翻山时，二哥发现了一种以前没见过的动物粪便，旋即打电话跟专家咨询。几天后，他带人背了12台红外相机进山，布设好；一个月后查看照片，当场给县林业局领导打电话：我们这里拍到老虎了！对方回：老虎个锤子哦！陕西的“周老虎”你晓得伐？

“我知道是金猫，我就逗他开心。”沉默寡言的二哥少见地开起了玩笑。他记事起，偶尔从老人的口中听闻过，山中有“豹子”，“实际上就是金猫”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。

刘小庚及各路专家陆续进行了两年的本底调查，最高峰时，有四五十位学者聚在这里研究13个不同门类的动物。调查识别出以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代表的7类主要保护对象，以及对生态产生威胁的最大原因盗猎，其根源“就在于保护区外村民生活和发展的压力”。

作为桃花源保护地蓝图的勾画者之一，王德智回忆，创设团队为老河沟构想了一个完全基于科学主义的保护计划。“一方面，保护区应该用最科学的方式来管理；另一方面，这么牛的保护规划，最主要提倡的不仅是关注保护地内部，还要关注保护地外面的村庄（福寿村、新驿村都包含其中），它们是保护的扩展。这个设计还拿了一个英国的奖，”王德智说，“那时候我觉得设计得简直就是一个乌托邦，太美好了。”

热闹中，科学主义者们还没察觉，在村民们眼中，他们的工作却是另外一番意义。

早在学生时代，王德智就在与保护区农户一次次的沟通中，感受过独属于生态保护者的惆怅和失落。

在广西崇左的8年，对猴子来说，王德智他们是观察者；对原住民来说，保护者与他们之间那堵墙，始终没有打破。王德智认为，当时保护生态只会从“表象”出发——当地人捕猎猴子，是为了用它的骨头泡酒医治关节病，因此潘文石推动当地卫生院升级改造；为了留住山上的树，团队又推动沼气池的建造；另外，还帮助当地修建了一所小学，从教育入手，希望改变人思考问题的方式。

倾注资源的好处立竿见影，当地人变得“配合”——当着保护者的面。一旦保护者离开，他们会立刻抛弃沼气池，回到习惯的砍柴烧火上。

在老河沟，为了让保护区周边的村民放弃狩猎，保护中心也想了不少办法，试图为村民寻找新的经济来源，却都在表面看起来大获成功之后急转直下，比如鼓励村民标准化养猪，保护中心承诺以高于市场价20%收购，但到了收购时，村民才得知不收下水，更不要说碰上非洲猪瘟等突发因素，回收不成。

“老百姓一肚子意见，说你们这帮人骗我们。”保护中心也很委屈，“大家都是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。我们哪会做生意啊！”

保护中心还曾帮助保护区周边社区建蜂蜜酒厂，桃花源的理事们出了高价购买产品，第一年蜂蜜酒厂便获得630万元的收益，一半覆盖成本，一半投入到保护工作，成绩喜人。结果第二年，生意又转不动了：“理事们反馈，那个酒太难喝”。

生意做不成，老河沟也不好看。沟里，设计了26条巡护线路遍布全区，布设八十多个红外相机位点。但沟外村民的眼里，老河沟是自家的后山，去那里的土地庙祭拜，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允许，不论杀鸡还是焚香，都是他们千百年来的传统与自由，他们包上一辆辆面包车，成群结队地来去，这给保护区的管理、防火等工作都造成了压力。

保护中心尝试用当地人的思维来打破隔阂。祭祀时，他们也凑钱捐一只鸡，“专门交代这是保护区的鸡”，还说，同一块土地上做事，该着敬奉同一个神仙。

“成为邻居”，这是一套仍在探索的思路。保护中心的巡护员，除了在保护区里反盗猎，每年要花超过400小时做社区工作。在基金会看来，保护地的人为威胁大多来自周边社区，和居民交朋友才是发现、阻止、排除人为干扰的长久之道。

保护中心里，人人都要“下乡”走社区。基金会副总裁马剑家住深圳，现任老河沟保护中心主任的他，在老河沟时更像是村主任：走在村道上，向村民们点头问好，打着招呼熟络地推开农户家的门，一屁股坐到板凳上，边嗑瓜子，边问主人家手上的伤好点没，儿子、女儿过年有没有回家。“你做厨师的儿子长胖没？没有啊，人家可都说厨师不胖不是好厨子。”

马剑到平武县福寿村下乡走访。（孙晓晨 / 图）

聊天不是唯一目的。已经是保护中心副主任的陈二哥有时仅绕屋一圈，就能知道谁家偷偷打猎。一次，他就在新驿村某农户的屋后石缝里，发现斑羚的毛发，又在灌木丛中找到雉鸡的羽毛。当晚他拉着村书记到农户屋里。第二天一早，这位农户又从森林里取回两副兽夹上交。

既然是“邻居”，保护中心与周围村庄的关系，也应该是互相帮助。“以前老百姓都怀疑，你们把地围起来，钱都被你们挣走了。”马剑认为，巡护员要了解村民，村民也得知道，老河沟里的人究竟在干什么。

2022年，保护中心开设生态导赏员培训，首期有115位村民报名，培训成绩合格后，村民成为导赏员，只要遵守国家公园的管理规定，即可带游客进入保护区体验，不需要给保护区交钱，导赏费归属村民个人。如果违反规定，就像驾照管理一样，扣到6分重新参加培训，扣完12分就暂停导赏员资格。

蜂蜜酒怎么酿，也已经不再是保护中心的职责，他们只做生态规划，明确可以养蜂的区域、数量，在遵守保护区规定的情况下，农户怎么做，就看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心愿了。

农忙时，保护中心会抽时间帮农户收玉米；村民采了野菜，摘了梨子、柿子，也随手扎两把给保护中心送来。有时，几个村子要联合办一次宴会，老河沟也必须和其他村子一样，出一个节目，尽管它并不是一个自然村的行政区划。

这种互利互助的邻里关系的成效，还在日常的细微之处。嗜好烟草的强清贵，抽完烟后，会熟练地用手指掐灭烟头，顺手揣进口袋里。

“不得乱扔垃圾，这是马老师教的。”他说。

成为邻居的关键结果，是联合原住民，共同保护。

2018年，在桃花源基金会的支持下，平武的新驿村、福寿村等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巡护队。每年，这些老猎人都能从山上收获数十个猎套。

新驿村的巡护队，自然是钟俊德拉起来的。这个亦正亦邪的老头，组织了八个老猎人，开始了反盗猎。旁人问他为什么搞这个，他回答：不给钱我也要搞。

“我当时起了一点私心。”他坦白，“我们这个沟沟里没有几个人，就是几个老年人在屋头。外面的人跑到我这个沟沟里，打猎也好，挖药也好，把我们的资源全弄跑了。组了巡护队，不管外来的人是打我沟沟里的动物，还是挖我沟沟里的草药，我把你逮着了，不准你拿起走。”但这种事，得“有个单位来给我撑腰”才行。

钟俊德的家在山林间，旁边的山上，曾经是钟俊德猎杀的主阵地之一。（张蕾 / 图）

村书记坚决支持。在书记眼里，这是一雪“寡妇村”前耻的机会。

桃花源这个“媒人”也来得正好。桃花源还给社区巡护队提供了装备，包括红外相机、电池等，为巡护员购买保险，以及配发统一的服装，每年工作做得好，基金会还会给与一定的奖励。

当地人言，桃花源这样“保媒”，让钟俊德“把以前‘邪’的做成了‘正’的”。在福寿村也是如此，因打林麝而出名的强清贵，成了村里巡护队的队长。

曾经的矛，变成了如今的盾，猎人角色的转变改变着山林的面貌，但时间也过去了。他们都老了。强清贵如同一只步入老年的猎豹，他健硕的肌肉开始松弛，走路时步态谨慎，一颗眼球因为受伤而显露灰色。钟俊德的队伍，平均年龄将近六十。他们都在寻找继任者。

青年巡护员组成一队上山巡护。（孙晓晨 / 图）

小猎人长大了。在保护区内，桃花源招聘专职山林巡护员，曾经的顽劣小子甘明东以自己唯一的特长和热爱——爬山——应聘成功。他身形灵巧，在山林间，就如藤蔓间穿梭的猴子一样自如。刚成为巡护员的那一年，甘明东巡山的里程就达到了1700多公里，相当于绵阳到北京的距离。熊猫走过哪些路，会在什么地方出现，已经在他心里画出了路线图。在山林里行走的每一步，拆除的每一个猎套、兽夹，根据行踪判断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、捕捉到每一个稀有动物的身影，都使得天生的猎手成了天生的巡护员，“感受到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价值”。亲戚们眼中“肯定要吃牢饭”的青年人，如今“在做一件正事”。

村庄里的人们都渐渐看到保护的好处，不单是赶走了来自家地盘掠夺资源的外来人，还引入了愿意花钱来看山林里动物的游客。“金山银山就是这么变出来的。”钟俊德看懂了这当中的名堂，“就是过去说的‘靠山吃山’。这个就是靠了山、吃了山。”

在村里，人们如今因为钟俊德能够保护动物而不是伤害动物而对他倍加尊敬，这种尊重甚至比1980年代盗猎盛行时更加强烈。

观念的转变是何时，以何种方式发生的？法律的健全、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或许都是必要条件。而在王德智看来，更重要的是“看见”。

“大家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，就是环境如果再破坏下去，我们的后代可能是没有未来的。”王德智说，“任何一种生命都没有办法单独在地球上生活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自己吃自己。如果把每一种生命看作一个点，点和点之间都会有这样的连线，你总能够找到一条连线，是外界把能量传递到自己身上。但是当这样的一个物种消失的时候，那就意味着跟它相关的这些连线全部都消失。”

在老河沟工作10年后，刘小庚到了桃花源在吉林的向海公益保护地，那里生态保护的主要威胁是过度放牧。以前，向海的保护主要依赖执法，但客观上讲，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并不会因为执法有效而得到解决，冲突反而在逐年累积。况且，公益机构并没有执法权，这更需要他们走入当地人的生活。引导老百姓合理放牧，刘小庚主要靠“劝”，508户养牛羊，跟刘小庚“谈过心”的就超过398户。老百姓为躲着刘主任放牛，只好下半夜出动，结果刘主任就跟着凌晨3点去赶牛。因“碍于情面”，2022年下半年，向海保护地的过度放牧减少了70%——先成为“邻居”，再共同找到破局之道，外来者、原住民、自然，大家都在一条连线上。

或许在老河沟的每个人都感受过那种（重新）连接的时刻。

那位让林麝闻风丧胆的猎人，在一次修公路时，撞见一只意外滚落的熊猫。现场所有30岁甚至年纪更大的工人们，把这坨圆滚滚的动物围住，每个男人都想去摸一摸它。熊猫被来自男人们的抚摸吓跑了。强清贵说，“野外的大熊猫，那个毛发，比所有的黑色更黑，也比所有的白色更白。”

做巡护员越久，甘明东越喜欢看动物的眼睛，从中读解它们的心思，他见过刚出生的小羚牛纯洁的眼神，也见过第二天就死亡的老羚牛，在寻找自己的安息之地时，眼神中流出的迟暮。

王德智的这个时刻来自成群的羚牛堵着他的车，不让路。

在老河沟自然保护中心，巡护员夜观野生动物的途中，与羚牛相遇。 （孙晓晨 / 图）

“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（老河沟）这个地方已经变得是野生动物的家了，这是我们最希望达到的，还自然以自然。”

仅从动物的遇见率上看，老河沟及其扩展区的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斐然。原有的盗猎、滥伐活动基本杜绝，十多年来布设的红外相机累计拍摄到一百多万张照片，记录了12万分钟的动物活动影像。其中，红外相机拍到的一段亚洲金猫进食视频，在网上的观看量达到5亿——姑且可以看做亿万网友也与这只敏捷而凶猛的大猫建立了连接吧。

上山巡护期间，巡护员甘明东检查野外红外相机。（孙晓晨 / 图）

由于工作安排，刘小庚调离老河沟。那年开春，他遇到了三只毛冠鹿，其中一只正在生产。当巡护人员经过，两只行动自便的毛冠鹿没有本能地逃跑，而是选择守护在生产的母鹿身旁。刘小庚将这视作十年山林工作的馈赠，心满意足，超过了离别的伤感。

在已经荒了的二楼茶亭，传奇猎人钟俊德俯瞰着自家小院，说过年时，这里就是花果山——他的孩子，他兄弟过世后被他领来养的孩子，他的孙子孙女，以及姊妹家的后生，都聚在这。他们衣食足、仓廪实，生活无虞。这个时刻，他的桀骜完全褪去，一张历经山林沧桑的脸上，闪烁着母性的柔光。

我们在夜观时看到了林麝，这是马剑来老河沟保护中心当主任三年来一直想偶遇而不得的运气。但我们始终未得见溪边饮水的熊猫，据说那时的它们最是憨憨。但那种连接时刻也是有的：趟过布满史前白色巨蛋的河流后，走上坡，微风吹过，粉白色的四川杜鹃从空中纷纷落在我的肩膀上，腰身下方的灌木丛布满浆果。如果低头细细寻找，还能看到披针形的重楼。在接近溪流的地方，石头缝中冒出蓝紫色的川东紫堇，它花蕊的位置，有着玫瑰色的染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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